摘其要旨如下：明确逮捕三要件的关系，即证据条件是逮捕的先决条件，刑罚条件是逮捕的基本条件，社会危险性是逮捕的关键条件，进而把握好逮捕三要件及其间的分寸，方能自觉理性地利用证据裁判规则实现证据与构成要件事实之问的深度融通，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正如上文所述，在中国历史文化共同体中，关注民生乃是核心的价值之一，也是宪法社会权的历史文化背景。
其理由是，一方面平台对于闪送员具有管理性，另一方面平台掌握闪送员的生产资料（信息数据）。而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根本上是为了改变人民之前遭受压迫和奴役的苦难状态。最后，社会权的实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正当性息息相关。社会权甚至并非一项严格意义上的基本权利，而只是一种国家任务。这种保守主义认为，整个国家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因此必须照顾其中的弱者。
实现社会权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是保证党的领导的根本条件。只有实现了社会权，才能够让人民无后顾之忧地参与民主政治和经济管理。[38]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载《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0日第1版。
宪法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宪法修改，而宪法修改又必须基于扎扎实实的宪法修改工作。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34]朱学磊：《弱司法审查是中国实施宪法的蹊径吗——合宪性审查工作体系化的提出》，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4期。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可以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落实。
因此，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各项事业的领导，首先要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领导。一般不采用法律工作法律劳动的提法，[11]只是在特定场合、特殊意义上使用法律工作。
正因为党通过科学和有效的领导方式来实现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所以，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在中国宪法实践中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宪法工作惯例。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既汇聚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又体现了执政党的执政方针和执政意愿。国内的相关研究忽视了政府的作用，没有清楚地认识该制度的功能定位，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描述性与规范性的混同。宪法工作是一个经中国宪法实践检验具有丰富实践内涵的政策性术语，也具有转化为具有学术意蕴的宪法学概念的条件。
（4）合理界定审查范围和启动主体。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理论命题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从宪法制定的基本理论来看，宪法起草有两个类型：一是主权国家因为有了宪法起草而诞生了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宪法起草是主权国家得以合法存在的政治基础。三是要善于通过国家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支持所有国家机关依据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的科学性，毛泽东同志在起草1954年宪法时就做出过全面系统的总结。[10]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第二版）认为，法律行为是法律与行为的结合，是具有法律形式和实际社会活动内容的行为。
通过依法对《立法法》所明确的法规、条例的合宪性审查，既可以纠正违宪的法规、条例，也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有力地保证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以及单行条例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实施。[30]浦增元：《加强党对宪法监督工作的领导》，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弱司法审查给我国的启示是强调议会主权或者议会至上原则，并不是让议会或代表机关对任何事情都要大包大揽，应当根据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合宪性审查中的实际能力来明确各自相应的职责，这已经为域外经验所证成。[2]《决定》对党的领导与全面依法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理论上解决了党与法、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之间的逻辑联系，为全面依法治国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引。[42]《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备案审查是现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因此，在宪法监督工作中，备案审查工作是最重要的方面和环节，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合宪性审查工作制度的完善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强化宪法监督基本法及专门法律的作用。三、党对宪法工作全面领导的必要性、可行性从上文对宪法工作所进行的分类来看，宪法工作涉及宪法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必须要依靠科学的领导体制和方式才能把各个方面的具体宪法工作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才能保证各项宪法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充分发挥宪法作为根本法在调整人们行为时的法律作用。
代表们认为，做好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工作，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在传统宪法学的概念体系中引入宪法工作的概念，并且强化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的命题正当性、确定性、有效性学术论证，必然会给传统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注入新的活力。
[16]隋淑英：《麦克阿瑟与日本和平宪法的制定》，载《齐鲁学刊》2008年第4期。[30]还有人强调指出：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对现行宪法的部分条文进行修改，增加利于加强实施监督的具体条文。
（三）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主要表现为提出修宪建议、保证和监督宪法实施以及带头遵守宪法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体制机制方面的领导，而不是大包大揽，用党的决议、决定或者是党行使执政权的行为来代替宪法工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领导方式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决定》着重讲了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进行领导的三个统一起来与四个善于，既坚持了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原则，又维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
法律产生于社会对行为调整的要求，法律也只有通过调整人们的行为，才能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对利益的分配，因为人们的现实活动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任何社会联系的现实性也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宪法起草工作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后续的宪法制定、实施等工作是否能够顺利有效地进行。很显然，宪法活动、宪法行动、宪法实践这几个宪法学术语都是从属于宪法行为的，故在法理上要明确宪法工作的内涵，必须要科学地处理宪法工作与宪法行为之间的法理联系和逻辑关系。此外，为了加强国际交往，让中国宪法为世人所知晓，宪法文本也需要翻译成外文在世界范围加以传播。
从法理上来看，要全面准确地解读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的政策内涵，必须要将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现有的宪法学原理来阐述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的准确含义，特别是要从法理上对宪法工作作较为精准的内涵与外延的定位，才能将宪法工作这一政策术语有效地纳入传统宪法学的术语体系中，建立起宪法工作与其他相邻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34]上述观点虽然是针对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但是已经开始从宏观和整体层面来关注宪法工作的运行机制。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原则，不断强化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的体制和机制建设，确保执政党依宪执政的各项政治要求在具体的宪法实施工作中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落实。例如，有学者指出：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会议德语文献翻译组对《宪法修改草案》作了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并对德文初译稿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从而使定稿本的译文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
[37]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法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很显然，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也是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领导体制机制和领导方式来有效推进的。所以说，宪法监督工作的范围具有法定性宪定性。
执政党抓法治建设不抓宪法，就会主次不分，就无法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统一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无法产生令人敬仰的法治精神。[15]此外，有些国家宪法的起草是由外国占领者或外部军事机构负责的，如1946年《日本国宪法》就是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司令麦克阿瑟的领导下起草的，是外部力量强加给日本的宪法草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宪法起草工作的独立性也决定了主权国家依据宪法所享有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党中央、全国人大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首次提到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
[36]因此，宪法工作本质上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事项，不仅涉及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还关涉到宪法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例如，有人就鲜明指出：现行宪法和组织法对人大常委会、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作了规定，其中有不一致的地方。
例如，有学者主张：出于为我国宪法实施找出路的初衷，学者们将源自英联邦国家的弱司法审查制度引入中国。宪法实践是与宪法理论对应的概念，是对具体的宪法活动的实践特征的抽象概括，其内在的本质特征是强调具体的宪法活动。
特别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在民族地区的学习宣传除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外，还需要通过把宪法文本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让各族同胞通过自己民族的语言及时有效地把握宪法文本的内涵。[40]因此，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就是要不断巩固和发展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年来我们在宪法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所坚持的正确政治方向。
